“犀利”的社会落差2010-03-10据报道，该主题公园引发了各方议论。其中，一家设在美国加州的慈善机构的发言人直言这是一件可怕的事情，质问这样的公园与动物园有什么差别。另一方面，该报道说公园的员工们住宿条件不错，对自己的工作有自豪感，并不觉得是一种侮辱。更重要的，能够与同类一起生活，他（她）们感到自在和满足。另据报道，目前该公园客源不多，尚未开始盈利。
是“童话世界”，还是“动物园”？是尊严，还是羞辱？这是两种近乎对立的看法。或许有人会将这种差异归结为中西方不同的人权观念。的确，这两个社会对人和人性的理解不是完全相同的。但人权并非一个抽象的概念。无论在哪里，人们都向往并有权向往一种体面的、有尊严的生活。我以为，这里两种观点的差异，更多地应该是源于残障人士群体在各自社会中的不同处境。
欧美国家，尽管福利化程度不一，但相对而言，对残障人士都有倾向性的福利照顾。我记得大约3年前初到美国时住在新泽西州的一个小镇。我租住的居所对面是一幢漂亮的别墅，每天出入的多是身体残障或智障的人士。其中一位，每次遇到我都会问同一个问题：“今天邮差来了没有？”他们的住所有专人照料。周末还有派对，偶尔会有高分贝的乐声从漂亮的落地窗飘出来。当然，这并不是说美国就是此类弱势群体的天堂。在纽约市的中央公园，不难见到在垃圾桶翻捡食物的流浪汉；在寒冬的亚特兰大市中心，我也见过露宿街头者。但总体上，对残障人士有了制度性的福利安排的社会背景之下，再利用残障人士的身体缺陷从事商业演出，就难以得到道德上的容忍和认同了。
中国的情形不同。尽管近年来取得了惊人的经济增速，但对于残障人士，恐怕还是处于“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状态。据估计，中国有8300万残障人士。多数残障人士由家人供养和照顾。即便有的能找到工作，但据中国残联2006年的调查，其平均工资水平不及正常人的一半。残障人士的居住、医疗条件等状况也不容乐观。在此社会处境中，不以压榨为目的，给他（她）们一份不错的工作，使其能够过得舒心一点，我看，算得是一桩善事。我们没有什么道德的优越感在那里指手画脚。
如何改善残障人士群体的生存状况？目前受到网络广泛关注的流浪汉“犀利哥”提供了另一个参照。尽管围观者众，但“犀利哥”自始至终都只是一件个体性事件。网友们，怀恻隐之心者有之，戏虐渲泄者亦不乏其人。客观地看，慈善施救的结果更像是这一网络集体行为的副产品。当地政府，则要努力解决一个日益出名的“流浪汉”带来的面子问题。无论如何，“犀利哥”重回家人身边，算得善事一件。
但围观的热情是一回事，行动的能力则是另一回事。我们不可能、也不应该将解决身心残障人士社会问题的希望托付于网络。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指望商业演出市场。小矮人主题公园只能是一个过渡期的个例。要减少这方面的社会落差，中央和地方政府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无关市容市貌的面子，有关个体有尊严的生活，是衡量一个社会的人道底线的尺度。我们需要，也应该有能力在这方面作出实质性的、更好的制度安排。
' />谁在开涮“雪碧哥”？2010-03-07犀利哥走后，余音袅袅，一下带走了很多抹云彩。雪碧哥来后，掌声稀拉，怎么也赚不足口水。面对此情此景，好事者发扬厚脸皮黑心肠的大无畏精神，给论坛灶里猛加柴，舆论锅里狠添水，把笔刀磨得霍霍，光了膀子，拉起架势，只等时机成熟，把雪碧哥给开涮了。
雪碧哥只是一个乞丐，出门时一不留神流落到江湖。出来混终究是要还的！雪碧哥谨记这条江湖戒律，因此，为人处事低调，努力做到退一步海阔天空，尽力做到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极力做到人若犯我我也不犯人，终于，历练成“内秀”的高贵品质。这种“内秀”被好事者美化成这样一个惑众的画面：雪花漫天飞舞，雪碧哥肩扛雪碧瓶，聆听着褴褛衣服被寒风鼓吹的猎猎声，赤脚大踏步前行。画面标题：哥扛的不是雪碧，是江湖！
雪碧哥是个可怜的哥，并没招谁惹谁，仅仅是在某个街头不经意地展示了一下自己尊容和雄姿，可能某个眼神比较迷人，可能某个动作比较招风，就被某些业余狗仔拍了数张靓照准备放在舆论锅里热煮。凭心而论，这种开涮方式与原始人逮着猎物生吞活剥、茹毛饮血无异，而这肆意践踏别人尊严的震撼力可于“9、11事件”一比高下。
不过，好事者并没有意识到这“吃古人嚼过的馒头”的拙劣方式和反道义的震撼力。他们依然躲在某个阴暗的小屋里，面对张牙舞爪的电脑，大脑里节拍错乱的闭门涮人。到兴奋处，他们就不断地桀桀怪笑。霎时，冷森森的房间内散发着异常的快感。有了快感你就喊！于是，好事者狼嚎一声，并且一跳三丈到梁上。
但好事者到梁上后才明白，自己是君子，不是小丑，应该遵守虚伪做作的礼仪，应该保持当了妓女还立牌坊的艰苦作风，时刻谨记自己高歌的是阳春白雪，要把关爱下里巴人作为毕生追求和奋斗的目标。意识到这一点，他们面庞上立刻绽放出蒙娜丽莎式微笑，并且翘起二郎腿，惬意地品茗着香茶，开始挖掘别人衣襟下面的那个“小”。
茶之以道，人之以礼。终于，一壶香茶尽后，谦谦君子好事者炮制出一鸿篇巨制。该文淋漓尽致地抒发了好事者对雪碧哥无比怜悯之情，也义愤填膺地抨击了“好事者”们黑心肠缺心眼的无聊恶俗。但本着治病救人的崇高理念，好事者还是点到为止，只是把症因归咎于网络，都怪“网络前没人知道你是条狗”这条潜规则。
好事者是谁？
' />让“犀利哥”这个词成历史吧2010-03-07?
原本不想写“犀利哥”，至少不想在此时此刻写，因为“犀利哥”其实大名叫程国荣，他本就该去做亲人身边那个与常人无异的程国荣，而不是被炒作的什么“最时尚乞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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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地说，“犀利哥”的结局是喜剧，但过程却是悲剧、闹剧，可谓悲欣交集。炒作者在客观上帮了“犀利哥”，促成了大团圆的结局，但在主观上，他们却只是至少一开始只是将这个社会边缘人，当作一个笑话；那些参与炒作的人可以扪心自问：你们是否曾希望他永远古怪乞丐“犀利哥”，而不是能回归正常社会的普通公民程国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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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让人难受的是，“犀利哥”居然最终只能凭借偶然的镜头，凭借网络的热炒，才获得了早该获得的社会救助和团圆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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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犀利哥”成为网络名人后，当地有关部门纷纷表示关注，并提供了救助，这值得肯定。但作为行政职能部门，发现需要帮助者，并帮助他们重返正常社会、重新过上正常生活，原本是其职责所在，他们理应尽量让每一个辖区内的不幸者不被社会遗忘，而不是等这些人被社会推到聚光灯前，才恍然大悟地“帮扶”；理应避免程国荣们变成“犀利哥”，而不是等程国荣们变成“犀利哥”之后再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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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拿大，无家可归者的问题同样很突出，几乎每个普通市民，或多或少参加过对这些人的救助，但这种救助是静悄悄的、常态的，却也是日常化、经常化和制度化的。比如许多超市里的“食物银行”，街头巷尾的“庇护旅馆”，以及为这些不起眼、但一直运转的慈善设施默默工作的义工们，都是街头常见的景致。在这些动静不大、更没有眼球效应的帮助机制下，许多流浪者免于饥寒，不少人最终重归社会，救助者和被救助者的名字，都没有成为新闻，更不必说是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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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采访、拍摄流浪者接受救助的场面，许多国外城市更有严格限制，以免伤害被救助者的尊严。换言之，倘若程国荣是在这些城市流浪，他没机会变成“犀利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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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情心和援手，应主动而默默地伸向社会边缘、底层，伸向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并尽可能给他们一件体面衣服，帮他们遮掩难堪的伤疤，而不是在伤疤中找寻特别的一块并大肆炒作，更不应让同情、援手，附着在这种畸形炒作之上。让“犀利哥”这个词成历史吧！程国荣需要的是安静和治疗，而在城市的边缘，还有更多需要救助的不幸者，我们不应等他们变成或“被变成”下一个“犀利哥”，才匆忙地送上温暖。
' />还有多少“犀利哥”渴望与亲人团聚2010-03-07
如果不是网友无意中的一张照片，“犀利哥”一定还在城市的某个角落流浪，过着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日子。他行走在大街上，没有人会愿意多看他一眼，更没有人会关心他、爱护他。拍照的网友一开始估计也是为了“新奇”，没料到“犀利哥”会一夜爆红，更没想到会因此促成“犀利哥”一家团聚。
在我们的城市，像“犀利哥”这样的流浪者经常可以遇见。表面看去他们身体健康，可是他们总是精神恍惚，不像个正常人。他们沦为乞丐的原因是什么呢？据“犀利哥”的弟弟程国圣说，他哥哥程国荣离家有10多年了，说是出去打工，就没了消息，家里还有他的两个孩子，一个11岁，一个10岁。他们会不会也像“犀利哥”一样，有着美好的家庭，却因为种种原因而沦为乞丐？
其实，我们的城市对流浪者的关心远远不够。这次不是因为被炒红，“犀利哥”依然还是“犀利哥”。一边是焦急寻找的家人，一边是不知道家在何方的他们，只要有来自外界的帮助，他们就有可能团聚。可是这样的帮助实在是少之又少，政府的救助站常常成为摆设，而流浪者依然流浪，直至客死他乡无人知晓。
还有多少“犀利哥”无法与家人团聚？还有多少“犀利哥”期待着社会无私的帮助？我们的目光能不能别光盯着“犀利哥”，而洒向更多的流浪者？“犀利哥”是幸运的，如果能让所有像他一样的流浪者得到同样的幸运，那才是社会之福。
' />“犀利哥”热闹江湖的冷思考2010-03-04很快，平面媒体跟进，宁波市政府相关部门也出来积极寻找“犀利哥”的下落，要为他提供相应的救助……很可惜，这位“人见人爱”的“犀利哥”对大家的好心并不买账，面对镜头，一下子放声大哭……
站在山顶看这事，如果说“犀利哥”走红网络是网络时代的一种娱乐怪相、恶搞，疑似低俗文化的象征，那么，平面媒体的跟进以及政府部门的介入，则是一种肯定的无奈和炒作。
事实上，每一个时代都会出现这种现象。当普罗大众无法直接表述社会与人性困境时，唯有通过一些貌似荒诞的行为、形式，来表达自己的声音。象当年的卡夫卡，他就是用变形的人物形态传达对病态社会的批判。今天这种类似西方现代主义表现手法的表达方式，既有对时尚的嘲讽，对名人文化的不屑，更多的则是民众对自身逼仄生存空间的申诉与抗争。
犀利哥一夜走红是一种文化现象，但它所传达的却是一种深邃的社会内涵。社会民众对犀利哥的关注、热捧带着小人物对小人物不幸命运的良善关怀和同情，当然，这种关怀同情之中也含着一些人很另类的猎奇心理。而平面媒体的加入不过是一种借势，借网络之热势，避开政治敏感的话题，兴炒作自己吸引观众扩大发行之实。政府部门的介入也只是一种免责。当一件小事被无限放大，事件涉及的所有对象就会完全曝光在太阳底下，稍有不慎，即有可能因城门失火而殃及池鱼。
正是这几种心理混杂在一起，共同制造了犀利哥效应。
透过“犀利哥事件”，我们会发现，当今社会的主流意识体系对民众意识形态的引导作用是非常薄弱的。别看那么多的电视台、报纸、广播每天连篇累牍地讴歌大好形势，宣传正面典型，但这些媒体很多时候只是自己在屋里“意淫”，社会公众对这种所谓正统的引导方式、方法并不认同，而由此产生的逆反心理就是用怪诞、荒谬来反抗，这是犀利哥走红的社会意识基础。
其次，犀利哥事件折射了小人物的艰难与无奈。尽管中国GDP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社会财富的绝大部分掌握在极少数人手里，广大民众的日子过得并不很舒心，他们面临着看不起病、上不起学、甚至死不起人的实实在在的生存压力，而个人对此无能为力，只能做一个无聊的看客。眼前孤苦无助的“犀利哥”多么象生活中千百万个自己，“犀利哥”就是他们要找的形象代言人。
最为重要的，透过犀利哥事件暴露出我们整个社会的一种浮躁心态。从网民到网络，从媒体到政府部门，无论是草野小民还是社会名流，大家手里似乎都拿着一根干柴，只等着一个火星来点燃。这种由一夜暴富引起的被铺天盖地的面子工程形象工程不断强化的浮躁心态，是我们社会健康发展的最大障碍。
' />围观“犀利哥”是在“消费”良知2010-03-04很难精准地概括出这名流浪者为何会在瞬间红遍大江南北，甚至红到了中国台湾和日本。现在，“犀利哥”的走红终于让很多人的内心开始变得不安且内疚起来。新闻后续的报道里依稀透露，“犀利哥”很可能是1998年的抗洪老兵，也可能是被家庭遗弃的精神病人，他的发型，他的衣着都是不得已而为之。而围观者所谓的赞誉、追捧，与他原本卑微的人生而言，并不能算是“美丽的误读”，而是一种蓄意的消遣。在众人的消遣中，一个在楼宇森林和钢铁洪流中无声无息流浪的弱者被塑造成了“网络红人”，弱者没有被同情，反而被消费，无论如何，这都是这个时代的病灶之一。在消遣“犀利哥”获得某种快感的同时，不知道是否有人想到他也是公民，也有尊严？
以娱乐的精神来消费弱者，“犀利哥”不是第一个“牺牲品”。远的比如杨丽娟，在追星的途中被大众媒体和公众趣味所主导，大众和媒体在观望杨丽娟的过程里获取快感，而作为弱者的杨丽娟却丝毫没有认知到自己所付出的代价；近的比如罗玉凤，大众媒体带领公众消费着罗玉凤的征婚故事，罗的人生缺陷一次次地被公众作为调味生活的作料。
值得警惕的是，在消费弱者之前，无论是大众媒体或者普通围观者都善于举起行善的标杆，有了行善的名号，所有的关注似乎只能向好的方向发展。殊不知，忠实记录是一回事，参与干预又是一回事，很多时候，哪怕有着行善的动机我们也应当遵循“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具体在“犀利哥”身上，六七年来，“犀利哥”虽然生活在宁波最繁华的街头，但却像个隐形人一直游离在世界之外，突然有一天，世人把目光聚焦在了他身上，这到底是惊喜还是惊扰？作为想帮助“犀利哥”的每一个人，都需要自问一下是否能为他做得更好？只要他是社会生态能容纳的，保护和尊重“犀利哥”的选择，是我们不可逾越的界限。
在这个春天，“犀利哥”一个悲惨的人生故事，被我们以娱乐精神消费了。消费弱者的同时，其实也在消费着内心中的良知。那些聚焦的目光最终远去，对于“犀利哥”而言，这是不是幻梦一场？对于围观者而言，以消遣开始，以痛感结束，只是不知这是不是终点？
' />“犀利哥”：我们时代的精神自由符号2010-03-03“犀利哥”走红网络的原因很简单。只因网友抓拍的一张照片，冠以《秒杀宇内究极华丽第一极品路人帅哥!》的标题贴到网上，10天点击率接近150万，接着纸媒开始追捧，拍摄者也现身网络讲述拍摄见闻。这样，雪球越滚越大，“犀利哥”终于成长为一个名人。据说这个乞丐生活在宁波，可能有精神病，常年浪迹街头。3月1日，宁波市政府的新闻发言人称 “犀利哥”事件已引起市政府关注。宁波市的救助站也开始寻找他。
“犀利哥”大概是近几十年来中国最著名的一个乞丐了，如果不是在网络时代，几乎无法想象。有人把这个现象，看作是娱乐时代的怪相，甚至是低俗文化的象征。我看恰恰错了，“犀利哥”其实正是无名的大众为自己创造的代言人。当人们无法直接讲述时代与人性的困境时，只有通过这种貌似荒诞的行为，来表达自己的心声。这里有对时尚的嘲讽，有对名人文化的不屑，也有对自己逼仄生存空间的控诉——那些蜗居的蚁族，在看到照片的那一刻怎会没有心灵共鸣？
人人都知道，处在那种生存处境的人太多了，但人人都佯装不知。他们只是默默地围上来，心酸而寂寞地围观着。看似在围观一个帅气的乞丐，其实在围观自己悲凉的内心。人们愿意献身，愿意为一个乞丐唱出自己的赞美之歌。
人们多把网络看作是一锅乱炖，其实错了。它是一个巨大的山谷，人人在其中都能找到自己的回声，一个跟帖就是一种回声。当真实的回声被禁止，当有价值的表达屡遭限制，网民只有对这样一个浪迹天涯的乞丐发出自己的声音，这声音至少是真实的。这是一种貌似荒诞的抗议，却直指社会的真实。不要低估了网民对社会真相的认知，更不要低估了他们对社会公平的尊重，那看似戏谑的文字中，隐藏了最深的无奈与绝望。所以它一点也不无聊，更不平庸，而显示了网民极高的智慧。这就像一种奇特的仪式，大家围绕着一个乞丐大唱赞歌，这样总允许了吧？
很多人认为，这类事件与躲猫猫、邓玉娇、周久耕等网络事件不同，网民这种做法缺乏对社会的监督和干预，属于“恶搞”。实际上，它们本质是一样的，只不过网民的手法是“反讽”、“戏谑”，把事情搞成了“带泪的喜剧”。
网民也是人，不可能天天沉浸在悲剧中，让一个帅气的乞丐成为这个时代的名人，意义同样重大。果然，宁波市政府出来表态了。其实他们关心的并不是乞丐，而是一个名人，因为只有乞丐成了名人，他们才会表示关注。一个社会有了名丐，对当地政府来说，终究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我相信宁波街头，像这样衣衫褴褛、需要救助的乞丐还有，但一定很难得到“犀利哥”那样的政府关注。
可以肯定的是，随着网络自由度的减弱，这类出其不意、荒诞不经的新闻事件只会越来越多，因为人们需要表达，社会也需要真实的热点。
“犀利哥”的境遇无疑是值得人们同情的，然而他犀利的眼神、沧桑的面容、坦荡的步履，一定会在很多中国人的心中挥之不去。可以说，网络中这些看似“低俗”的事件，构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自由，也自然流淌成我们智慧的源泉。
' />从寻找“犀利哥”看城市救助制度2010-03-03我很是惊奇于当地政府的敏锐度，并不屑于以冠冕堂皇的“感受城市温暖”作为这种慢半拍的作秀表演旗号。试想，如果“犀利哥”还是那个整日游荡在路边的乞丐，没有网络神奇的吹捧，没有如今号称红遍亚洲的名气，有多少人会把目光移向他？而随着“犀利哥”的走红，救助站立即行动起来要给予“温暖”，此种殷勤的举动与之前对整日在大街上游荡的犀利哥“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有着天壤之别。特别是救助的随意性和这种趋向性让我对城市救助制度只留下失望。
在孙志刚事件宣告我国收容遣送历史终结之后，2003年8月1日，国务院公布的《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正式施行，我国对流浪乞讨人员实施救助制度在一片欢呼声中走上前台。以生命换来的救助制度是如此脆弱，脆弱得还要靠着网络和媒体的热捧，要靠着名气才可以进入？这对于死去的孙志刚来说不知是何种滋味？
一般来说，社会救助的对象主要是经济上的“贫弱群体”，我看“犀利哥”不仅是经济上“确有困难”，而且据拍摄者说还有疾病在身，如此这般都还不足以让人们救助吗？此中暴露出来的问题不是一个两个而已。经过10多年的探索和实践，我国城市社会救助制度建设取得很大的进步，有力地推动了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和经济社会健康有序发展。但与进一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相比，仍存在价值理念缺乏足够的人文关怀、制度模式存在模糊和混淆的地方、目标定位方面公平性不够、运作过程随意性仍较大、配套保障漏洞较多等问题。
如何完善救助管理办法，革除这些弊端，则是现今最应考虑的问题。“犀利哥”的幸运在于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身上聚焦了太多的目光，但是并不是每个乞丐都是“×哥”“×姐”之类的名人，我们的救助制度需要的是普遍的人文关怀，让每个人都能感受到城市的温暖而不是捕风捉影，“犀利哥”毕竟只是弱势群体中的一个特殊者。
在宁波市政府大张旗鼓地寻找“犀利哥”的时候，这个城市里还有上百上千的同类人物在等待救助。如果仅仅是为了讨好网友，献媚媒体和公众而来寻找“犀利哥”那注定是一个悲剧结局。而“犀利哥”的消失似乎也在进行着无声的反抗，寻找“犀利哥“，这是一个美丽的传说而已。
' />公共救助不能“追星”2010-03-03宁波市政府关注“犀利哥”的时机和非同寻常的隆重关注方式，则让人感觉其有“追星”的嫌疑。
“犀利哥”在宁波当乞丐绝不仅是一天半天，那么平时政府工作人员为什么对“犀利哥”视而不见呢？宁波的乞丐绝不应只有“犀利哥”一人，对于其他普通的乞丐，政府能够给予高规格关注吗？
由政府主导的公共救助使用的是广大纳税人的钱，因而公共救助应该体现出公平性、公正性和普遍性，公共救助不能犯“势利病”，不能“追星”，不能只关注舆论热点关注的对象，而应对所有需要救助的对象始终一视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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