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让官员院士毁了学术的最后一片净土2009-12-18在之前的院士增选过程中，中科院就曝出过院士内定的传言，待到院士增选名单出炉之时又被证实其中官员人数多达八成以上，可以说，此次“两院”院士评选工作几乎是伴随着舆论的批判一路走来。近年来层出不穷的学术腐败、高校腐败案显然已经让民众的神经对于学术界的风吹草动有了草木皆兵般的敏感。无风不起浪，倘若“两院”院士评选确实公平公正，舆论自然不会强加无理批判。如同此次舆论对于新增院士多为官员院士的质疑，恐怕就不无道理。
事实上并没有规定说官员就不可以当选院士，官员院士和腐败也并无天然的联系，但是基于当前新增院士官员多达八成这样一个明显畸形数据所给出的残酷现实，人们又怎能对此毫无质疑。的确，政府官员中不乏学富五车之人，高校领导者中更是卧虎藏龙，但是我们知道这毕竟只会是个案，而不会是整体。因为，真正的学术群体、学术研究者应该在高校、研究所而不是官场。官员、领导的本职工作无疑会耗费他们太多的精力以致在学术上投入不足，而免去行政职务之累的研究者、学者方有取得科研成果的前提：即充分的研究时间和足够的精力。换言之，也正是这些没有行政职务之累的科研工作者最有可能成为院士的候选人。
然而，院士增选的结果却和常理南辕北辙。“两院”中多达八成的官员院士无疑让人产生中国拥有世界上最高学历官员队伍的错觉，甚至怀疑政府是否成了院士培养基地，事实果真如此吗？当然不是，在政府日趋强调官员学历层次和素质的情况下，“仕而优则学”之风俨然开始盛行，大批官员奔赴高校挂名求学，而拥有高学历和各项学术荣誉对于官员晋升的好处则是无需多言。那么，荣誉更高，含金量更足的院士称号自然也会成为官员们竞相争夺的晋升筹码。联系到高校、学术机构日益增多的“媚权”行为，谁又能指望作为学术最后一片净土的“两院”还能出淤泥而不染呢？
“两院”肩负着为国家提供科学技术方面战略研究、咨询并引领国家科技发展的重大使命，而官员院士的介入无疑让“两院”作为最高学术机构的神圣光环开始褪去。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王扬宗称，“1955年，中国科学院筹备学部时，之所以称学部委员而不是院士，就是因为考虑到院士的称号是很神圣的，必须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平，而我国科技水平还比较落后，学科发展参差不齐，如果为了需要在各个学科领域都搞出一批院士来，不仅难以服众，在国际上影响也不好。”但现如今，对于这样一批我们不敢奢望有太高学术水平的官员院士来说，他们又如何服众，又如何去引领中国科学的前进方向，又如何对中国科学做出有益的贡献。事实上，这样的官员院士，只会毁了“两院”这片学术的净土。
因此，严把院士准入关，杜绝名不副实的官员院士，保住“两院”这片学术净土实为当务之急。
' />院士是“院仕”，一种必然的结局2009-12-18被视为科学界最高荣誉的两院院士，现在看来，由于过多的院士还担当着各自学术单位的行政职务，因而称当下的两院院士为“院仕”，一点也不为过。
实际上，当过多的拥有学术成就的学者们担当起行政职务，或者说，许多只有行政职务的官员通过仕而优则学的路径，担当起院士这一荣誉时，中国科学界的最高荣誉已经在行政化至上的影响下，被异化。而在学术成就与为官之道的相互作用之下，院士与院仕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官与学者的界限也变得越来越模糊，这才是最令人担忧之事。
为什么学者必须挂上行政头衔？这里面，既有学术单位利益的纠结，也有个人在名与利之间的通吃与双赢，更有顾海兵先生所说的，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互利互惠。如是的评选院士的制度设计，则必然导致院士与院仕的互相重叠，而官学不分，则正是某些企图借此混水摸鱼者所希望看到的。
如是看来，官本位真是个难以清除的大毒瘤，其存在于中国学术界由来已久，长时间地影响着中国学术界的价值判断与利益分配。事实上，正是看到了为官者在学术单位中的通赢与通吃现象，所以才会有大量的学者甘于去做一些琐碎的行政事务，甘于以学术时间的牺牲为代价，换来行政职务之后的诸多权力。而在学术单位之中，行政上的权力，则意味着大量的科研经费以及各种可以唾手而得的利益，行政至上而非学术至上，实际上已经牢牢主宰了学术单位的走势与方向。
因此，既出现学术上有所成就者千方百计要去担当行政职务，同时那些在学术成就上没有任何造诣的官员也通过权力的通吃，为自己在学术上的成就谋得一席之地。学术与行政的纠结不清，使得中国的科研单位与学术单位的走向也变得异常混乱。八成院士是“院仕”的事实，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这一点。
归根结底，在中国的科学领域中，行政的权力依然远远高于学术权力，行政的力量依然在科学界起着决定性的主导作用。如果认识到这一个无情而又冷酷的事实，还有谁会主动去与强大的行政力量进行对抗呢？既然在学术与行政之间存在着一个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从属关系，那么，与其无力地抵抗，还不如随大流。
在如是的整体背景之下，就算有再多的院士成为“院仕”，也不会令人更加惊奇。只不过，当学术不能归学术，行政不能归行政，二者的位置总是呈现出时空交错般的混乱时，学术价值只能成为这一领域中的从属，这才是真正可悲之处。
' />两院院士何以变成“院仕”2009-12-1812月初，两院院士新增选名单相继公布。报纸上随之有以下统计数据披露：中国科学院新增的35名院士中，8成是高校或研究机构的现任官员；中国工程院新增的48名院士中，超过85%是现任官员；工程院60岁以下新当选的院士中，均有校长、院长、副院长、董事长等职务，仅有一人例外——台湾云林科技大学的杨永斌只有“教授”头衔，没有行政职务。（相关报道见今日本报16版）
两院新增院士，有如此多的官员并不稀奇。院士变“院仕”，其实是现实学术生态的缩影。在大学分成若干行政等级，研究机构对应行政级别的情况下，这些学术机构的学术领头人不“官僚化”才不正常。因此，剖析院士变“院仕”，不能一概而论，应具体分析。
在“院仕”们中间，不排除有一些学术水平达不到院士水平的滥竽充数者。但绝大多数身兼官职的学者，他们本来就是学术领域内的领军者，所任校长、院长、副院长等行政职务实际上是对其学术成就的承认。而且，大学里的这些行政职务，事实上主抓的还是学术业务，至于日常的行政事务，大都有专门人员去处理。正如老北大的几位校长蔡元培、胡适、蒋梦麟等，他们虽为人文学者，但哪个不是享誉海内外的大学者？再如哈佛大学的前任校长劳伦斯·萨默斯，他是著名经济学学者，又曾担任过克林顿政府的财政部长，还是奥巴马总统的首席经济顾问。可见，一流学者、院士或学或官或官学身份集于一身并无不妥，院士创业成为董事长也是可能的。
关键是，如果说仅仅是荣誉称号的两院院士被异化，成为沽名钓誉和牟取仕途功利的工具，那就成问题了。一是某些身居官位的学者可以凭借身份和资源之利更容易牟取院士称号；二是某些学术商人可以利用金钱等方式获取院士之名；三是某些真正的饱学之士成为院士后可能会被所在单位“变成”校长和院长。因为这既可提升学校的影响力，还能暗升学校的行政级别。正如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顾海兵所言：“普通大学是局级单位，而院士是副部长级别。院士当校长，学校好像也相应地升了半级。”
因此，之所以老北大和海外名校的官学不分不是问题，是因为不存在官学一体的体制。而目前的院士变“院仕”被人诟病，则是由于体制弊端。因为学术机构的行政化，学者的身份必然尴尬。因为体制所致，不仅导致了职称（如教授）、校长可以兼得，甚至可以获得两院院士的荣誉。学者也是血肉之身，当然难以抵御这些诱惑，这也才会有学术腐败屡屡发生。
更重要的是，由于两院院士不是职称但比职称更高、不是官职却比官职更诱人，两院院士纯粹学术荣誉的血统才变得不那么纯净。1994年中国工程院成立时，选聘院士96名，到2003年，达到663名。10年，工程院院士膨胀了近7倍。
高校和科研单位行政化，科研人员官僚化，是体制使然。建构在这一体制上的两院院士，当然也无可避免地沾染了官僚化的积习。破除这一困局，关键是体制更新。让学者们可以大胆担当学术机构的官员，享有院士身份也不会带来公众怀疑。还有就是，既然两院院士只是学术荣誉，就不要和待遇挂钩。没有了功利羁绊和利益诱惑，院士的学术清誉才能得以保全。此外，两院院士遴选程序还应更加的公开透明，接受更为广泛的学界和社会监督。 （作者系公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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