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破治污困境尤须转变增长方式2009-11-12时间仓促、投入不足作为一种常态的归因方法，运用的范围不可谓不广泛，但在“三河三湖”治污上却是一个拿不出手的例外。花巨资治污“打水漂”并非没有先例，这一次“三河三湖”所面临的治污困境，不过是淮河治理“十年不效”的翻版和重演。
从1994年到2004年，中国花费10年时间，投入数百亿资金，开展了“声势浩大，震惊中外”的淮河治污。就在功过待定之际，2004年7月中旬淮河支流上游降下暴雨，5亿多吨、150公里长的污水带横扫淮河中下游。污水所到之处，鱼虾、河蚌、螺蛳、野鸭尽死，岸边居民不慎接触则手脚起泡溃烂。一场意外的暴雨，使淮河治污“十年之丑”昭然若揭。（据2004年8月7日新华社电）
从2004年到如今，正是“三河三湖”大力治污的6年。“整体水质依然较差”的结论，宣告了治污困境在实质上并未取得根本突破。专家们依然在为治污开具药方，比如建议理顺治理体制，变“九龙治水”为“一龙治水”。又如，建议提高资金利用效率，防止治污资金变成“唐僧肉”。也有专家提出反思治污思路，边治理边污染，“再投900亿也没用”。
“一龙治水”的要义在于权责的集中，暗合大部制行政改革的思路，但是权力集中后的监管和制衡却是一个问题。6年前，在淮河治理成效的判断上，曾出现过不同部门所给出的数据相互打架的问题。数据打架从积极方面看，乃是一种权力的相互监督与制约。公共资金使用中的安全和高效问题，并不是治污领域中的独特话题，而破解之道也无法脱离公开透明和有效监管，审计本身即是一种监管力量。真正破解治污困境，更须着意的是治污自身的规律和它所关联的核心问题，反思治污思路的建议开启了一个重要的门径，这种反思当然不局限于治污的技术和学理本身。
抛弃虚假的政绩工程不谈，那些实实在在的水污染治理项目和措施并非毫无成效。问题的关键在于，一边在治理，一边在继续污染，治理的速度赶不上污染的速度，其结果只能是巨额的投入之后看不到治污的明显成效。污染项目的上马固然与地方官员的把关不严甚至私下放水有关，但是若要把这都记在政绩冲动的账上，也未免高估了个人的能量。发展终究是一种成体系、制度化的压力，在事权财权比例不协调的现实下，遏制新的污染至少是一件让地方主政者矛盾和纠结的事情。以监督惩处来实现权力的纠偏，当然是必要且不可松懈的。但是，就长远而言，转变经济的增长方式将更为管用和有效。
中国现有发展模式的弊端，在于高消耗和低效率。我们的发展速度和经济总量自然是相当骄人的，但是在这背后中国付出了资源环境严重透支的巨大代价，这样的模式势必无法长期持续。将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转向集约，既是经济转型的关键，也是突破治污困境的总钥匙。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在一定程度上是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的结果，“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转变意在保留竞争的优势。转型是痛苦的，或许会付出牺牲速度的代价，但它是必须的选择。只有经济转型取得了成功，才能从根本上防止跌入边治理边污染的怪圈。也只有如此，“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的美景才不会只在梦境中浮现。
' />近千亿治污费扔在水里咋没听见响2009-11-12民间有句俗话，把钱扔到水里还能听到响声。但是换在这里，似乎这近千亿的资金投入到了治水里面，响声却不大。这几年国家下大力气，拿出大量资金投入到治理大江大河上，但往往风声大雨点小。资金一到，往往是先开“誓师大会”，大小官员象征性在江河湖泊边上走几步，再开上船只打捞一点水草，治水就结束了。再就是打造广场风景区，在江河靠近城市的边上搞“步行街”，修石头围墙，开碎石小路，栽一排垂柳，治理也就完成了。一位老环保看到这种情景痛心地说，这样的治水态度纯属叫花子擦粉！
治水资金国家投入了有近千亿，但是这些资金到底有多少真正用在了治水上？恐怕没有人能说得清。比较明显的是只要一有国家治水专项资金下拨，也就是各地环保部门跑项目要资金报工程最忙活的时候。要盖大楼，买小车，美化办公环境……很多资金可能并没有投入到水里，而是花在岸上了。
搞水环境治理的人都清楚，大自然本身就有净化和治理的功能。只要不再次污染，江河湖泊就是国家一分钱不投入，几年过后也会大大好转。关键就是这个再次污染，而现在我们的“三河三湖”基本上就在一个边治理边污染的状况中，而且污染的情况更是远远超过治理的进度。这基本上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水被糟蹋得过不去了，就投入资金治理，而治理刚刚有起色，还是继续糟蹋。如此恶性循环之下，恐怕将来就是把所有靠资源取得的效益都砸进水里面，可能也不仅听不见响声，连翻花冒泡都看不到。
' />910亿治不了水污染，原因在哪儿？2009-11-12面对人力、财力、物力的巨大投入与水污染治理的成效间的巨大反差，受到了社会各方的质疑，治理过程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也逐渐浮出水面。新闻指出，一些地方的“环保投入”更像一个个“形象工程”，不仅导致环保投入“无底洞”深不可测，甚至造成环境破坏。审计署调查也发现，5亿多元的水污染防治资金被挪作他用、虚报多领，36亿多元的污水处理费及排污费被少征、挪用和截留，涉及水污染防治项目资产闲置的问题金额超过8亿元，有206座污水处理厂实际处理污水能力达不到设计要求。
这样的状况表明，投入巨大、收效不佳，成为了我国目前的环境治理上最严峻的现实。在为工业化、城市化的急进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之后，我们在人与自然，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上的观念和意识上已经发生了重大转向，科学发展、以人为本成为了第一位的国家诉求，无论在政府还是民众层面，“保护环境、人人有责”，以GDP衡量经济发展不够科学已成常识。与此同时，伴随国家财力的强大，所谓观念落后，投入不足，不再是环境治理上的主要矛盾，投入与成效之间的巨大断裂直接表现为治理理念与治理实践之间的巨大断裂。
在这种断裂后面，水污染不只是一个技术问题，也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地方的发展路径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回顾近年来各地发生的水污染事件，一个并不罕见的现象是，在很多地方，为了确保GDP的高增长，一些明显不合环保要求的甚至属严重污染的企业依然能够受到地方政府部门的保护，利税大户对GDP数字增长的贡献依然重于一切。而地方过于追求GDP的强大惯性，则是现在的干部考核机制决定的，只要官员的升迁路径依然沿着既定轨道，作为公地的环境和生态保护工程和措施都会在GDP的驱动之下大打折扣，甚至化为无形。
需要指出的，所有的环境治理投入都属于公共财政范畴。现代社会的政治逻辑，政府作为环境治理的主体，应当对公共财政投入后的产出负起责任，将纳税人的基本权利落到实处。这要求我们在转型社会固有的尖锐矛盾和改革衍生的复杂利益格局中，从根本上将“告别GDP崇拜”从口号落到地方治理的实处。这个核心问题不解决，中国水污染问题不可能真正解决。对水污染再重视，投入的资金再多，水治理方法和技术再推陈出新，都无异于扬汤止沸。
' />城市自来水喝不得是怎样的恐惧？2009-11-12四分之一的人不喝自来水，够雷人，够让人焦虑和不安的。近年来，国内食品、饮料市场接连不断的丑闻，已经使民众对食品、饮料市场的信心遭到重创。在苏丹红、吊白块和三聚氰胺等一系列新事物、新名词出现之后，公众对食品安全忧心忡忡。问题粉丝、火腿、蔬菜我们可以不吃；问题牛奶靠不住，我们可以不喝，可连自来水都不敢喝，那我们还能喝什么？
珠三角九个城市近四分之一的人不以城市自来水为饮用水源，这样一个残酷而滑稽的事实，不能不让我们想起海口市水务局副局长符传君“经济越发达水越黑”的“实话实说”。一项对1995~2004年我国西部地区人均GDP与废水排放量的分析显示，我国西部地区的人均GDP每增加1％，则污水排放量随之增加0．582％，经济发展伴随着水环境质量的持续恶化。按照“经济越发达水越黑”的逻辑，作为全国经济最发达地区之一的珠三角，当然也应该是“水最黑”的地方了。
“经济最发达水最黑”，有四分之一的人不敢喝自来水，便也是一个顺理成章的逻辑和事实了。但接下来的一个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悖论是：中国历经6年时间，投入资金910亿元强力治污，但“三河三湖”整体水质依然较差（《人民日报》11月11日）。用网友的话说，投入近千亿元，都可以把污水制成五粮液了。但为什么“三河三湖”整体水质依然“较差”？“较差”到什么程度？珠三角九个城市近四分之一的人不敢喝城市自来水，近千亿元的公共财政，有多少白白浪费了？
越来越多的人不敢喝城市自来水，近千亿元的治污投入效果不佳，两者的叠加效应，带给公众怎样的困境？我们又该如何走出恐惧？其实，还是那一套老掉牙的道理，比如，改变唯GDP至上的发展误区；比如，走出“边污染，边治理”的陷阱；比如，要治污，先治人。要知道，这近千亿元的环境治理资金，已经变成了“唐僧肉”，5亿多元的水污染防治资金被挪作他用、虚报多领，36亿多元的污水处理费及排污费被少征、挪用和截留。这些，都是摆在桌面上的事实和道理，但如何能真正解决问题，是一个难点。
水是生命之源。当城市的自来水都已经散发着异味，当自来水已经引起很多人的咳嗽、咽喉炎，这说明，治污问题已经到了最危急的时候。如果不尽快改变唯GDP至上、“边污染，边治理”的现状，到最后，咽到我们嘴里的，也许真的就只能是我们自己的眼泪了！
' />
您所在的位置：
发给朋友
收藏
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