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理性的形成与维系，不单靠公民的自制力与理性成长，更依赖于公权力机关和政府官员率先理性起来。

微博实名认证的贵州省副省长陈鸣明“一鸣惊人”，其于7月28日转发一条美国枪击案微博后，评论说一些“不爱国者”，应该赶紧去美国，不要说自己是中国人。此番言论立刻引来网友围攻。

在当下的舆论环境中，官员说这样的话是冒着很大风险的，虽然也可能被打上个性鲜明的烙印，但选择与广大网民为敌显然不是明智之举。不过在法律人看来，陈副省长作为普通网民，当享有言论自由的权利，对社会现象尽可提出自己的个人看法。从这个角度，我更愿意将陈副省长的上述言论，理解为一种私人化的表达，具体措辞或有不妥，但尚属尊重与容忍的范畴。

对表达权的尊重与容忍，并不意味着这样的官员言论不值得讨论。这里的焦点不是宪法上的言论自由问题，而是陈副省长所提出的如何在网络理性表达的问题。资料显示，陈鸣明经营实名微博近4年，想必见证了网民太多不理性的表达方式。而其之所以斥一些人，缘由乃是微博上有些网友在无限放大一些个案的意义，否定中国社会的整体进步。陈副省长批评网民关注极端个案的非理性态度，原本无可厚非，问题在于，作为官员的他，究竟应当以什么样的态度去对待网民的非理性呢？是以宽容与理性去耐心引导，还是“以暴制暴”地予以非理性的谩骂与回击？令人遗憾的是，他选择了后者。

当前社会，各种情绪都在寻找出口，理性确实成为稀缺品。尤其是网络世界，造谣谩骂与暴力色彩浓厚，影响了人们对一些事件的准确判断和理性处理。但社会理性的形成与维系，不单靠公民的自制力与理性成长，更依赖于公权力机关和政府官员率先理性起来。因为在各种纠纷和不满情绪当中，公权力和政府官员才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心平气和的表达与对话，需要民众的理性参与，更需要为政者放下姿态。如果官员首先不理性，将自己等同于普通网民而选择情绪化表达，面对网络舆情失去克制与容忍的美德，那么可能会被误读为政府行为很容易脱离理性轨道。

面对网友质疑，陈鸣明在微博回应承认“个别言词欠妥”，并表示“监督和批评本身就是爱国的”。不过与回应的长篇内容相比，我觉得标题才是真正的反思价值点。无论是对政府官员还是寻常百姓，都应当“有话好好说”，而这种理性呼吁每个人“从无做起”，更呼吁政府官员率先践行。在回应中，陈鸣明还呼吁在微博上能有更多的理性声音。这话既是说给广大网民听的，也应当是说给以陈副省长为代表的广大官员听的。

本报特约评论员傅达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