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不排除有的画家生活确实相当贫困，但如果考虑到作画的成本与受教育的环境，相当一部分画家的家境并不可能太差，事实上，有的本身就是权贵阶层中的“普通”一员，甚至也不能排除附庸风雅的成分，像官员画家“一肩挑”的现象并不鲜见。另一方面，相当一部分绘画作品常常只是在社会中上阶层中流转，由于受教育条件和经济限制，一般家庭难以获取鉴赏画作的知识，也无力承担“索画”的不菲成本。这也就意味，画作拥有者必须有能力支付一定的报酬，有能力保存画作。为了得到中意画家的画作，他们甚至不惜付出更多成本。

用今天的视角看去，除了像明代画家周臣这样被权臣严嵩所迫，不得不以极为低廉的报酬创作，以便为严嵩聚敛画作收益外，大多数实力派画家还是颇有斩获的，生活境况似乎也不是太赖。当然，也正因为画家们始终对商业保持着抗拒的警惕心理，利益创作一直为“业界”所不屑不耻，这也是画作水准得以不断提升的根本因素。

有趣的是，因为抗拒商业化，高居翰发现一些传统画家走向了另一个极端，那就是刻意保持与权力和富裕阶层的距离，执拗地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以期凭此塑立画家们的特有风骨。这样的处世之道虽然赢得了中低阶层的厚爱，但是这种以身份地位的简单区分方式，用来确定绘画艺术审美层次，显然也欠商榷，因为健康的审美观，与物质多寡并无必然关联。文头清初专画云龙的画家周寻，悬画重金寻觅知音之举，其实就是最好的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