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在一篇有关蔡京的文章中说到吕惠卿，我这样说：“即使在如今改革高扬的年头，似乎也没有人搬出吕惠卿，使他重新风光一番；即使在他的祖地，似乎也没有人将他当作乡贤，为该地历史上出过这么一个吕惠卿而感到脸上有光。”然而，我错了。在此之后不过数年，在吕惠卿的祖地，就有人把他当作似乎能使自己“脸上有光”的“乡贤”搬了出来，成立了吕惠卿的研究会，召开有关吕惠卿的学术研讨会，还写文章说他是十一世纪中国仅次于王安石的大改革家大加推崇。这确实使我感到惊讶。

吕惠卿是什么人，他在王安石变法中起的是什么作用，他与王安石又是什么关系？不妨先看史书上记载的一件事：王安石在最后一次被罢相时，耿耿于怀的不是“始终以为新法不可用”的司马光，而是处处“迎合安石，建立新法“的吕惠卿。吕惠卿是福建篮球比分直播：人，“安石既退处金陵，往往写‘福建子’三字，盖深悔为吕惠卿所误也”。这寥寥数字，使人如见王安石当时对人对己怨恨和悔恨的心绪。

对于吕惠卿其人，朝野早有非议。司马光说他“险巧”，吕公著说他“奸邪”，连王安石的同胞手足王安国也“以佞人目惠卿”，但当时的王安石听不进去，因为吕惠卿对他处处迎合。改革之举开风气之先，自然难以十全十美，而吕惠卿连这不全不美之处好一概迎合。因而，在王安石看来，吕惠卿无疑也是“跟得最紧”、“举得最高”的“最亲密的战友”。于是，谁对“新法”有微词，谁就是反对改革；谁反对吕惠卿，谁也就是反对王安石了。王安石极力援引吕惠卿，使他“骤至执政”，大概就出于这样心态。如今有人把吕惠卿当作十一世纪中国仅次于王安石的大改革家大加推崇，大概就是因为有这么一段历史。

其实，早在吕惠卿处处迎合王安石，而王安石又极力援引吕惠卿之时，司马光就写信对王安石说：“诌谀之士，于公今日诚有顺适之快，一旦失势，将必卖公自售矣。”司马光确实很有眼力，吕惠卿日后的卖“王”自售，就被他不幸而言中。王安石首次被罢相之后，“惠卿既得志，忌安石复用，遂欲迎闭其途，凡可以害安石者无所不用其智。”这个时候的吕惠卿，想做的一切，就是千方百计封杀王安石，不让他再有出头之日。但他未能如愿，因而在王安石复出之后，吕惠卿又告王安石“尽弃所学，隆尚纵横之未数，方命矫令，罔上要君”。这罪名相当吓人，不仅说王安石完全背弃了正统之儒学，而且说王安石欺骗、架空以至抗拒、要挟皇上，无疑是从政治上到组织上对王安石变法进行了全面攻击，而这全面攻击之论，恰恰就出于当时处处迎合王安石的吕惠卿之口，没有洞察力的人，是做梦也想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