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经济增长放缓的影响，今年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增长7.5%，增幅同比回落4.7个百分点，财政收入矛盾更趋突出。一些税收收入降幅较大、财政困难的县，出现了收“过头税”的苗头，有的在时间上“过头”（如将明年的税提前到今年征收），有的则在幅度上“过头”（巧设名目征收税费）。（8月13日《人民日报》）

地方经济大幅放缓，财政收入告急，但上级下达的增收任务要完成，公务员的工资要有着落，此语境下，出现寅年吃卯年粮式“过头税”，并不稀奇。得提醒的是，“过头税”不是在今年上半年财政收入增幅整体回落背景下出现的新鲜事物。早年有媒体报道，一些地方为了完成“双过半”“年目标”任务，就搞“过头税”。这说明，即便经济形势较好，一些地方为了完成不科学不合理的税收目标，仍有可能大收“过头税”。

事实上，税怎么收、收多少、什么时候收等，我国都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例如《税收征收管理法》规定：“税收的开征、停征以及减税、免税、退税、补税，依照法律的规定执行。任何机关、单位和个人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擅自作出税收开征、停征以及减税、免税、退税、补税和其他同税收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决定。”很明显，“过头税”首先挑战了税收法的权威。

正如国家税务总局局长王军所指出，收“过头税”实乃害人害己害长远。害人，害的是纳税人，占用企业资金，影响企业发展，特别是在当前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的情况下，收“过头税”无异于杀鸡取卵；害己，害的是税务自身，因为收“过头税”违背了税法规定和税务部门的工作原则，损害自己的形象和政府的公信力；害长远，则害的是经济社会长远持续发展，造成税收与经济的恶性循环。

也许有人奇怪，既然收“过头税”有害无利，缘何一些地方还经常做这种傻事？深层次原因并不难找到。长期以来，GDP增长和财政收入增长都是地方官员政绩考核的硬指标，只有排名靠前才算政绩突出。而作为一方官员，在一地待的时间往往不超过四五年，那么在较短的时间内如何谋求突出的政绩收到上级的赏识，GDP和财政收入这两个硬指标无疑是最好的突破口。“过头税”对地方百姓乃至社会长远发展来说固然是有害的，但对于急功近利地谋求政绩的官员却是有利的，它不仅能够保证完成上级下达的税收任务，还可以保证官员对当地百姓的一些承诺不至于因为缺钱而幻灭。如此对上对下都有交代，对于官员的仕途自然十分有利。至于对当地对社会的长远影响，他们才不管呢！

正因如此，要从根子上规避“过头税”的存在，对现行政绩考核机制做进一步修缮和改革，才是治根之策。只有通过全面考核、综合评价，才更有利于地方官员在经济发展上从长计议，减少急功近利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