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宜黄县强拆自焚事件了犹未了。10月12日，有宜黄官员投书财新网，为强拆声辩，一言管总，“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同日，有媒体报道称，宜黄县委书记邱建国和宜黄县长苏建国在9月17日被上级立案查处的当晚，分别组织堵截事件当事人家属外出，并对事件因伤致亡者抢尸。

堵截家属外出和对死者抢尸，无疑为刺激公众当时的情绪增添了新的佐证材料，但究竟也只是再次证明社会的普遍反应有所依凭。宜黄一官员投往财新网的强拆声辩意见，却因其对“强拆有理”的坦然自白，浮显了部分基层官员的“强拆发展学”。这套理路有力而孔武，沿着“发展至上”而行，一路踏倒的不只是公民权利，还包括法治国家的方向，同时在“发展至上”与人治、“以德治国”之间凿凿不二地建立起了直接联系。

所有的述说，建基于对自焚事件的描述。然而，这份投书没有呈现客观的描述，而是为证明强拆合理而预设情景，从而提供出一套背离事实的修辞。而媒体的追踪报道与网民的持续关注，则被指为“推波助澜”，制造了“史无前例”的严厉问责。尽管采用了许多迷离的语句来中和其偏向性见解，人们仍然可以捉摸到这份投书在暗示媒体“别有用心”：“他们（‘包括记者在内的围绕在钟家周围的一些人’）除了‘扶弱抑强’的目的之外，还有没有别的一点目的？”

除了闪烁其词地暗示媒体“别有目的”、“笔杆子杀人”，这份强拆声辩书又将政府受到社会质疑的主要原因解释为“很多人都或多或少地对社会、对政府存在一些不满”，以及人们在网络上声张正义时的无风险，而地方政府“合情合理”的说法被无视。这样，地方政府就变成了有理未得伸张的冤主。

可惜，这种对地方政府形象弱势化的塑造，很快又消失在“强拆发展学”的孔武表达中。投书认为，魄力盖世的权力行为“客观上促进大踏步发展”，寓意就是公权损害私权“客观效果良好”。何况为了发展，“强拆在所难免”，那么公权损害私权岂止是不得已而为之，甚至就可以称为知其不义而为之。

奇怪的是，投书一面表示了对政府“知其不义而为之”的赞赏，宣布“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一面却又叹“以德治国”之不能施行，是因为民多刁顽，“人心不足蛇吞象”，竟敢向政府提出拆迁补偿，妄图“一夜暴富”。什么意思呢，政府在抓发展，民众便要以服从之德去配合，说拆就拆，说征就征，少啰嗦，不废话，默然而行。这就德治大化了。

这种“强拆发展学”坚决反对依法行政的“本本主义”，反对“一切机械照搬法律”，好像依法行政无须法律本本，而要在本本之外灵活机动。由这样的官员去组成政府，中国当然就如其所言，“从根本上，我国依然是人治的国家、依然是官本位的政府”。

这种“强拆发展学”当然不会承认世代相传的房产或者土地的经济与情感价值，而只承认政府是价值的创造者：“如果政府不开发，你地皮、房子有那么值钱么？”土地和房产没有价值，空手套白狼的开发才创造价值，这就是其“发展经济学”。

这种“强拆发展学”为求自立，甚至厚诬现代政府治理。它不改变政府角色，而坚决以发展为己任，降低市场功能、挤压社会空间、损害私权也在所不惜。而且认为政府绝不能像西方那样充当“守夜人”，当太平官。在这里，“强拆发展学”根本抹杀了现代政府在保障公民权利、增进社会福利等方面的努力，也无视现代政府在制度和舆论上所承受的巨大压力。

且看其一往无前的宣告：“如果迁就被拆迁户的利益诉求，……政府肯定吃不消”，所以“只要地方要发展、只要城市化没有停止，强拆工作就依然要进行下去”，“容易出问题这是肯定的，但政府不能因为容易出问题就放弃不做”。

这种逻辑怎么能够产生？政府本质上应当完全来自民众，现在一些地方政府却在宣称民众不答应的事情也铁了心照做不误，据称，这是因为它们自信代表了民众的根本和长远利益。然而，究其实也不过是权柄的自我扩张和权力的心态膨胀而已。它们要搞“发展”，一往无前；但说到底，它们要搞哪一样，又不是一往无前呢？历史地看，这样的权力从来都是野牛冲进瓷器店，要做什么都乱撞乱闯。

（作者系《长江日报》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