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忻州惊现“记者村”，在这里的忻府区合索、曹张乡的令狐庄和原平市的神山村等地，一些无业青年当起了“记者”，利用煤矿违规生产而敲诈钱财。（3月22日《重庆晚报》）

这些“记者”的营生很简单，就是来到矿上，指责老板“违规生产”，并利用煤矿之间甚至煤矿与当地政府之间的“合作互保”关系，轻易要到“封口费”。这种敲诈，风险小，利润大，对无业青年来说是种合算的营生方式。

这虽然是一群“假记者”在猖獗活动，但更形象地说，这实际就是黑吃黑。当地煤矿老板并非全然不知这些“记者”为假冒产品，但“记者”虽然是假冒，却又利用老板之间、老板与政府之间的信息不透明，两线作战，威逼利诱，使得煤矿老板不辨真假，全以真记者对待之，贡献出“封口费”。这些“记者”中的一部分人，又能通过一定的关系，将“监督报道”形成文字，这些人被称为“能发稿的‘假记者’”。基层政府为不被曝光，“常常会严令被‘逮住’的矿不惜一切代价摆平事件，否则整个地区都会有被集体停产的‘连坐’之忧。”于是，“记者”们就能轻易得到“封口费”。

吴思先生在《血酬定律》中援引了一些史料，其中有清代“漕口”、“白颈”和“白规”的掌故。譬如“漕口”，是寄生在漕粮陋规之上的扒粪食客，类似于这些专吃山西小煤矿的事故“记者”。“槽口”的发现，让吴思先生自称“体会到生物学家发现新物种的快乐”。事实上，这些扒粪记者何尝不是煤矿经济链中新的物种？

权力灰色化，使得保护费变成了“封口费”，黑吃黑以“有偿不报道”的方式进行，媒体监督这种软性权力竟然成了最适当的敲诈工具。这是特殊的煤矿经济下，所孵化出来的一种奇怪的灰色利益链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