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是要美丽，要干净，要园林化，但还有比民生的权利更重要吗？制度的设计忽略了弱势群体的权利，把他们远远的排除在城市之外，至少排除在“卫生文明城市”之外。柔情执法挨打，成都首批“妈妈城管”纷纷辞职。（11月5日《华西都市报》）

城管是一个最锻炼人的职业，炼成一个真正追得上、跑得快的（执法行动中，看到情形不对就跑，成为某地城管执法的新规则）城管队员，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所以要在法定职业要求之外，另学习一个“城管执法秘笈”，我不相信还有哪个职业规范下的人，可以与城管抗衡，一旦交上火，面对文治武功的城管队员吃败仗免不了。但“妈妈城管”却是一个例外，在弱势群体的责难之下，无法坚持只有临阵脱逃，一直以来我们痛恶城管暴力执法，而柔情执法又被暴力，咋怎么做都不灵了呢？

早在成都“妈妈城管”之前，就有昆明的“美女城管”开始走马上任。这种“柔情式”执法对于打破“秘笈”指导下的一元化执法格局，是有积极意义的。无论结果如何，比如今天成都“温情主义大妈”败走麦城，也不应换取嘲笑。并且尽管昆明“美女城管的”，“一道城市亮丽的风景线”意义更多于其执法意义，也值得祝贺她们为了昆明的城市管理工作所取得的成绩。就算没有多少可圈可点的成绩吧，至少在视觉效果上，在那些败坏城市卫生脏乱差分子的眼里，多少也有一点优越感。因为相比在很多地方，仍然仅限于口头上的“畅想未来”或自怨自艾来说，这几经是一个很大的尝试性的进步，或者对广大的弱势群体来说暂时的告别暴力执法也是一个福音。

毕竟成都“妈妈城管”，和昆明“美女城管”是在城管和市民势不两立，水火不容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我个人以为是一个亲民的举措，至少透露出拥有强势权利部门向弱势群体示弱、示好的表现，这当对于缓和城管和弱势群体的矛盾是一个好的范例。毕竟，城管被围殴或者城管去围殴，被打死或者打死人，不仅有悖于政府和人民建立和谐社会的共识，就算是在百姓看来，整天躲躲藏藏，心有余悸；在城管部门看来整天被质疑，被诟病也不是一个长远之计。在这样的背景下“柔情执法”现身，就像寒冬破冰前的一缕春风，不由得叫人有微醺的美好感受。

不过遗憾的是，成都“妈妈城管”在和一些不文明现象做“温柔攻势”的对决中，溃败的这么彻底和绝望却是城管部门难以理解的。两个月前，成都城管局长“要到北京学习文明倡导员的经验”的话，还余音未了，今天就作为“经验”被别的城市的管理者学习了。其实早在对“妈妈城管”一致叫好的时候，我就预感到了今天这样的局面——这几乎是必然的结果。温情执法也好，美丽执法也罢，根本的问题不解决，城管和弱势群体的矛盾就无法消除。弱势群体不可能指望温情吃饭，而秀色可餐一般是吃饱了人的视觉审美权。

根本的问题在哪里？其实回答这个问题也不难，一言蔽之，是制度的缺陷。比如街角边的一个小摊点吧，也许一家人就赖以它来活命，城市是要美丽，要干净，要园林化，但还有比民生的权利更重要吗？制度的设计忽略了弱势群体的权利，把他们远远的排除在城市之外，至少排除在“卫生文明城市”之外。而在这样的制度支持下，城管就只能畸形发现，把服务职能变成暴力行为。就拿一年一度的卫生城市评比来说，我不知道这个评比的意义到底在哪里，但实际的效果却是把城管无情的推向与弱势群体对决的前沿。一个本来很整洁规范的广告牌要强令拆除，晾晒的衣服要收起来，本来经营有方的小吃摊被掀翻，如此举动只是为了一个“卫生城市”的荣誉，城市是卫生了，但我们付出的代价却是血淋淋的。

不错，很多类似的流动小摊点对城市的卫生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污染，但举手之劳，只要多添置一些收纳公共卫生的设备就完全可以解决，假如可以允许小吃摊在保证自己经营地址清洁卫生的前提下营业，你信不信，他们会在感激涕零中打扫的比自己家的客厅还整洁。

城市是人民的城市，而城市的发展不能以损害弱势群体的利益为代价，一味去堵截不如积极去疏通，多为弱势群体划片经营的地方有多难？相对兴师动众的财政支出，为小商贩们营造一个稳定的经营环境，哪怕牺牲一点城市的卫生，不但惠民更是深得人心之举，如此城管也自然就会回到其自身的职责位置上。

富人的花园洋房太小，就按照自己的审美去要求整个城市，官员要政绩，就按照政绩的审美去打造城市，而缺陷的制度又凌驾于弱势群体之上，在一些官员和富人看来，城市只是他们的，而弱势群体要活命，他们就没有闲情去管城市是谁的，如此在官员，富人，缺陷的制度和弱势群体之间，不论是温情说教还是暴力执法，城管和弱势群体的斗争还会继续轰轰烈烈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