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青与新疆东天山地区的早期青铜器群,无论是铸造技术还是文化风格,都表现出强烈的一致性,形成了与中原青铜器群相区别的特殊的青铜文化圈,可称为中国西北系青铜器。中国西北系青铜器群的出现,要比中原早期青铜器群的出现早二三百年或更早。中国西北系青铜器群形成后即向北向东传播。北向的一支,主要是沿着黄河,传播到长城地带和中国北方的其它地区,肇夏商之际中国北方系青铜器形成之始。东传的一支,很快进入华夏文明延生的核心区晋南和豫西一带。晋南陶寺遗址出土一件齿轮形圆牌饰,是件孤品,由文化风格寻其来源,这件器物更大可能来自中国西北系青铜器的分布区。二里头文化青铜器群中有一组特殊器物,包括环首刀、铜凿、长方形镂孔牌饰等,这些铜器在当地没有文化根源,而恰是中国西北系青铜器的典型器物,其来源也不言自明。二里头青铜群中发现有含砷的青铜器,陶寺那件齿轮形圆牌,也是用砷铜制成。砷青铜技术始源于西方,表现西方青铜技术的特质。新疆和甘青早期青铜器中砷青铜器的发现不断增多,学界普遍认为其与西方青铜技术有内在关系。中原早期砷青铜的发现,可以理解为西方砷青铜技术向东方传播的最外环。早期青铜器问题,是中华文明探源研究的重要方面。二里头文化中晚期阶段,青铜器群的出现显得十分突兀,这又很难在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中寻找根源。二里头青铜冶铸业突然崛起,与外来青铜技术传入的关联关系研究,应当受到重视。

其次，是小麦的东传。中国北方传统上是粟类农作物种植区。至少在距今4000年的夏代或更早的时候开始，北方黄河中下游区域，突然开始种植小麦，并快速普及，改变了中国北方地区的农业生产的结构。人工栽培小麦的技术，新石器时代早期出现在西南亚，然后向四周传播。新疆罗布泊的孔雀河古墓沟墓地、小河墓地，以及东天山地区的考古发现与研究表明，在不迟于公元前2000年前，新疆天山地区古代居民已经广泛种植小麦。罗布泊小河墓地考古中发现大量使用小麦进行祭祀的现象，反映出当年塔里木河绿洲区域麦浪滚滚的生态景观。中原地区突然夏代或略早开始普遍种植的小麦，当由西方传入。另外，中原地区小麦普遍种植还引发更深层的学术问题。因为小麦是需要灌溉的农作物，小麦的大面积种植，需要公共管理系统对水源进行分配与调节。国际学术界曾站在水利资源分配的角度，探究过西亚两河流域以及埃及文明出现的动因。由西方引进的小麦种植及相关的灌溉制度，与中原夏代文明机制的不断成熟是否存在内在关系，值得深入思考。另外，除史前青铜之路和小麦种植技术外，羊、牛等一些家畜，是否也可能是随着青铜之路和小麦的东传进入到了黄河中下游区域。这些问题，都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其三，器物交流的背后，反映的是人群的迁徙。1989年甲骨学家胡厚宣撰文认为，甲骨文提到的“土方”为夏民族。西域史学家余太山进一步说明，夏禹所统治的“土方”族群，实际上就是吐火罗人，他们曾生活在豫西和晋南。近年来，吐火罗人起源与迁徙问题是国际欧亚学界讨论的热点，欧美多数学者和中国部分学者认为，吐火罗人原居地在黑海、里海以北的欧亚草原，吐火罗人的一支在夏代或更早的时候迁居天山，罗布泊小河墓地那些保存相当完好的呈现欧罗巴人种特征的人类干尸，为吐火罗人的遗骸。这里，如果胡厚宣论证的“土方”为夏民族可信；余太山所论禹治下的“土方”就是吐火罗不虚；小河干尸是吐火罗人遗骸之说也能成立。那么，吐火罗人为什么在夏代，突然出现在黄河中下游区域，他们是在什么背景下到的中原，它们的到来又对夏文明最终形成起到过什么作用？由此引发中华早期文明形成过程讨论中更多、更深层的问题。

随着考古发现与研究的深化，一些学术禁锢不断被突破。中原早期文明形成过程中外来因素的存在，会受到更多学者的关注。尤其是中原夏代吐火罗人的存在和来源问题，不应被束之高阁，或简单地视其为空穴来风、无稽之谈。这些都亟须从考古学、文献学、人种学等多个方面进行深度梳理。

(刘学堂 作者单位：新疆师范大学新疆少数民族现代化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