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南方谈话再聚改革共识

□黄 挺

在纪念小平同志南方之行20周年之际，重温南方谈话，忆往思今，感慨颇多。

南方谈话排除干扰拨正改革航向

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1992年春天南方之行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和极其重大的意义。1978年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改革开放重大决策，一场史无前例的体制改革轰轰烈烈地发动起来，有力地冲击着计划经济体制，推动国民经济高速发展，全国城乡发生了深刻变化。但是，改革开放并非一帆风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交接之际，在国内外复杂多变形势的影响下，改革开放遇到了巨大的阻力和困难。“姓社姓资”的争论愈演愈烈，有人借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质疑、甚至反对改革开放；有人把经济特区视为新的“租界”、“殖民地”；有人把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企业股份制改造，说成是复辟资本主义，要求立即停止市场化改革。

就在这一紧急历史关头，邓小平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胆识又一次站到汹涌的历史潮头，毅然南下视察，发表了重要的南方谈话，他高度评价十年来的改革开放，一再强调不改革开放，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他对改革充满坚定意志和信心，反复要求改革的胆子要大一些，要敢闯、敢试、敢冒。特别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改革的主要阻力在哪里，“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南方谈话澄清了许多是非，纠正了一些错误观点，排除了各种干扰，拨正了改革航向，统一了国人的认识，极大地鼓舞和振奋了广大干部群众改革开放的热情，使改革沿着正确的航向继续前进。

理顺各种利益关系，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统一认识

邓小平理论是指导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和法宝。在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十五大精神指导下，改革开放的浪潮重新掀起。30多年的实践证明：改革开放的方向是完全正确的，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成功之路。人们深刻认识：“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够繁荣中国”，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市场改革方向。

潮起潮落是自然规律。经过一轮大改革、大发展之后，到上世纪90年代末期，改革开放又遇到了新困难和挑战：社会问题、社会矛盾凸显，突出的是社会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扩大，社会和自然环境恶化，腐败严重，地区差距扩大。不同流派对改革方向的分歧对立日益加深，而且争论的焦点已从意识形态上的姓资姓社演化成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角逐，既得利益集团嘴里喊着改革，但行动上不想改、不愿改甚至反对改革，导致改革的难度加大，阻力更难排除。人们对改革、对中国前途又产生忧虑，期盼再有一次“南方谈话”推动改革深化。

其实，南方谈话在今天仍有着重要作用和巨大的现实意义，现在比较现实的问题是要抓住纪念南方谈话20周年和迎接党的十八大召开的有利时机，结合改革开放的实际，重新认真学习南方谈话，坚持解放思想，调整改革思路，理顺各种利益关系，引导各类群体、利益集团以国家和民族利益和前途为重，从大局出发，求同存异，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统一认识，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不移地沿着党中央和南方谈话指引的方向继续前进。

运用南方谈话精神打好改革攻坚战

改革已进入一个新时期，到了攻坚阶段。改革要求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把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社会体制和文化体制综合配套改革，整体推进。各领域的改革往往交织在一起，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牵一发而动全身，不能像以前那样单领域、单项突破了。

当前应该继续推进已初步取得成果的行政体制改革，同时加快社会体制改革，加强社会建设。改革的特点是全面协同性，重点和关键在于政府转变职能，通过政府转变职能解决深层次矛盾，消除科学发展的体制性障碍，推动经济社会升级转型。我省目前深化行政体制改革，主要应抓住六个方面：一是继续转变政府职能，理顺政府与社会、企业、公民之间的关系；二是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反对和防止权力“寻租”；三是完善大部制改革，培育发展社会组织，构建承接政府转变职能的平台；四是加强民主法治建设，提高政府决策和依法行政的科学性和透明度；五是深化人事干部制度改革，进一步做好选举工作；六是突出解决民生问题，推动服务型政府建设。

为了推进行政体制等综合配套改革，增创体制新优势，各级领导要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方向，发扬当年敢闯、敢试、敢冒、敢为天下先的精神，敢于碰硬，敢于攻坚；进一步加强党对改革的领导，党政要统一步调，统一部署；建立健全超脱部门利益又有权威的体制改革机构，认真做好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搞好综合协调；合理调整各利益群体的利益关系，调整政府官员与民众关系，切实解决民生问题，保障人民更多地分享改革的成果，进一步调动群众改革积极性，再造改革动力。（作者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广东省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