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多情，喜愁善感，非常惧怕人生里的孤独，所以，当汉魏之际文人作为一个社会阶层而活跃于历史舞台时，那种渴求知己、惧怕孤独的特征也就强烈地凸现出来。于是，便有了《古诗十九首》里的千古吟唱：“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一弹再三叹，慷慨有余哀。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愿为双鸿鹄，奋翅起高飞。”这是文人发自心灵深处的慨叹，他们真心地希望：人生能有一群理解自己的听者，有一个可以用来排遣、化解孤独的场所。

于是，交游聚会便成了文人生活里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也是他们用来稀释、排遣孤独的重要途径。正始年间何晏的客堂之上，曹魏末年的竹林之中，西晋时期的金谷园内，乃至于东晋的兰亭聚会、乌衣之游，都可以见到这一生活方式的承袭和发展。正因为如此，每当文人必须远离朋友、知己，独自跋涉于人生之途时，孤独也就成了他们生命中的难以承受之痛，这从曹植的身上，可以见到它的清晰凸现。

作为曹操之子，且具天纵之才，曹植的青少年可谓风光无限。建安诸子、杨修、吴质等一批手握“灵蛇之珠”、怀抱“荆山之玉”的文人名士，犹如众星捧月一般聚集在他和曹丕的身边。然而，随着他父亲曹操的去世，巨大的孤独便如影随形地将曹植紧紧缠裹，伤感孤独、渴求“听者”的慨叹，成了他笔下挥之不去的内容。“孤雁飞南游，过庭长哀吟。翘思慕远人，愿欲托遗音。形景忽不见，翩翩伤我心。”（《杂诗》）这种无处言说的痛苦，一直纠缠、蹂躏着曹植，直到他生命的终结。

曹植之后的百数十年，又一文人出，终于为文人化解对孤独的惧怕开辟了一个新的路径，这个人就是生活于晋宋之际的著名田园诗人陶渊明。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放渊。开荒南亩际，守拙归园田。”（《归园田居》）早年的陶渊明也曾步入仕途谋发展，终因性格与官场相左而退回村野。“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暄”（《饮酒》），退回村野的陶渊明自然是孤寂的，但他并没有像曹植等人那样执著地在人群中寻求知己，也没有到同俦的游宴聚会中去释放孤寂的缠绕，而是以一种诗人的眼光在最世俗、最平凡、同时也是最为真实的人生层面寻觅诗意、捕捉美丽，由此来化解人生里的孤独。“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见树木交荫，时鸟变声，亦复欢然有喜。”（《与子俨等书》）“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园日涉以成趣，门虽设而常关。策扶老以流息，时矫首而遐观。云无心而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或命巾车，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寻壑，亦崎岖而经丘。……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归去来兮辞》）“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饮酒》）同曹植等文人前辈不同，在陶渊明眼里，世间的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好、亲切、洋溢着诗情画意。浮云、飞鸟、琴书、浊酒，欣欣向荣的草木，涓涓细流的山泉，亲戚之情话，农人之叮咛，乃至于深巷里的一声狗吠、一声鸡鸣、日暮黄昏中徘徊于村墟之上的一缕缕袅袅炊烟……这一切看似平凡、世俗的生活内容，都足以使人心旷神怡，生命悠然，由此而进入一种“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超越之境。

这是陶渊明的一个重大发现，在司空见惯的山水田园、农家生活之中，陶渊明捕捉到了让人心醉的诗情和美丽。同时，这也是陶渊明的一个重大发明，他在极其平凡的生活内容之中寄托着自己丰富的情感而与之攀谈对话，携手相伴，把世俗生活的点点滴滴都纳入到审美的层面去打量、欣赏、拥抱、亲吻。从此以后，文人的生存也就不再孤单，他们可以在贩夫走卒之间寻觅到人生的快慰，在俗世红尘之中构建着自己精神的家园，进而获取一种诗意盎然的人生。尽管陶渊明之后，文人的生活方式还是以游宴聚会为主，但是，一旦没有了相互来往的条件，他们也就不再惧怕孤独。这里面有一个典型的人物，他就是宋代的大文豪苏东坡。

苏东坡的骨子里头是一个文人，他坦荡、耿直、率真，充满激情而又率性而为，具有一肚皮的“不合时宜”。当他以一个文人的性格投入复杂残酷、尔虞我诈的官场，自然也就会挫折不断，命运多舛了。先是熙宁之时与推行改革的王安石政见不合而被迫离京外放十余年。接下来是元丰年间遭人陷害，以所谓的“乌台诗案”而差一点掉了脑袋，最后还是由神宗格外开恩而被发配黄州，这才捡得一条命来。到元祐年间，更是因为见不惯新党的作为而屡受迫害，先贬惠州、再贬儋州，被安置到大海之中的一个孤岛之上。举目四顾，满眼陌生，除了幼子，苏东坡再也见不到一个熟悉的身影。

尽管在人生的旅途之上，苏东坡同曹植一样，饱受着打击和孤独的折磨，但两个人的心境却截然不同。在黄州，“轼与田父野老，相从溪山间，筑室于东坡，自号‘东坡居士’”。在惠州，“居三年，泊然无所蒂芥，人无贤愚，皆得其欢心。”至儋州，“独与幼子过处，著书以为乐，时时与从其父老游，若将终身。”（《宋史·苏轼传》）

那么，面对着如此残酷的人生，苏东坡为什么就能够超越曹植而心境坦然呢？苏辙在《追和陶渊明诗序》中揭示说：“东坡先生谪居儋耳，……日啗藷芋，而华屋玉食之念，不存于胸中……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吾前后和其诗一百有九篇。至其得意，自谓不甚愧渊明。”（见《苏东坡全集·和陶诗》）据此可见，苏东坡之所以能够超越曹植而没有被打击和孤独所压垮，是因为心中有陶渊明这个榜样。更确切地说，是陶渊明开辟的文人生活的另一方式，为苏东坡化解了人生里的困厄境遇和深刻的孤独。

透过苏东坡这个文人典型，我们有理由这样认为，在中国文人的生活史上，陶渊明具有转折意义上的伟大，是他的发现和发明，让多情的文人在人生的旅途中始终能够拥抱着诗意，从此也就不再惧怕孤独。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